“陛下。”郑清之唤道。
赵与芮终于从沉思中醒悟过来，笑道：“一席话发人深省，朕一时失态了。”
郑清之躬身应对：“陛下为国操劳，日后必定是比仁宗、神宗更为出色的官家。”
赵与芮笑了笑，问道：“编修国史著作郎李宗勉卿可相熟？”
郑清之禀道：“李宗勉无论见识、才具都是一时之选，久在州县为官，绍定元年才入朝为著作郎，陛下若是有心将其历练一番，日后也是宰执之才。”
赵与芮也没想到他对李宗勉的评价这么高，笑道：
“朕想将其拔擢至兵部历练，如何？”
“陛下英明！”郑清之躬身应道。
郑清之退下，一个老宦官从外面进来，说：“陛下，屏风做好了，要拿进来吗？”
“嗯，拿进来，置于御案之侧！”
老宦官转身，很快回来，与另一名宦官抬进一座素色屏风，摆在御案的靠墙一侧，这样坐在御案之后的皇帝一转头便能看到。
屏风很普通，上面也没有风景画，只是一色素白。
此刻官家也立在屏风之前，提笔疾书：
‘吏治’
‘兵制’
‘财计’
想了想，又写上‘平乱’。
这些才是他心中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麻烦，“吏治”的澄清已经开始，当前效果已经陆续显现。
‘兵制’改革还没开始，但势在必行。
‘财计’现在仅仅依靠节省用度是无法达成所谓‘裕国财’，要和‘吏治’、‘兵制’一同实施去冗官、去冗兵才能将大额用度节省下来。
但节省用度是治标不治本，要节流更要开源。
几年之内无法出兵进行举国北伐，兵制改革和闽中平乱却要尽快处置，但他明白要持重，不能如神宗一般大刀阔斧，大宋如今的内外环境比神宗之时差距太大，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朝廷不发会子，不饮鸩止渴，可国家财政已经亏空，财计所谓开源节流，既然节流已经在执行，那么开源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来。
大臣们都是程朱理学一派，对神宗时期变法颇为抵触。赵与芮小心翼翼，不愿与大臣们发生冲突。他在山东是靠着海贸挣得了不少军费，首先想到的是让大臣们商讨，对外贸易能否增加盈余。
两宋对外贸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传统边境上与辽、金、西夏、大理的榷场贸易，一是海外贸易。
后由于西夏的崛起，遮断了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传统商路，更因经济重心的南移，支持外贸的经济重心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而海外贸易恰恰是以东南沿海港口为其依托的。
宋代航海技术的领先和造船业的发达，也为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创造了条件。航海技术领先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指南针的发明和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
宋代造船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已能制造适应各种不同自然环境、具有特定性能的船舶。最能代表造船业水平的当然还是远洋海船，指南针在海船上的应用和推广，密封隔水舱技术的发明，都是重要的标志。
当下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与私商经营两种方式。一般说来，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贸易情况并不多见，私商经营才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在私商贸易中，一种是个别权贵与官僚凭借特权派人出海经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牟取暴利。
政府在外贸港口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加以管理。海外贸易不仅使政府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市舶岁入从宋初的三十万贯上升到目前的二百万贯，也为海外各国的文明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市舶司的收入来源又从哪里来？
回国的船中的货物上岸以后进入境内流通阶段，无论中外商人载来的商品，都必须由当地市舶司按规定“抽解”（征税）和“博买”（征购）。
以民间舶商为主体的民营外贸便成为海外贸易的最主要方式。当然，有财力置办大型海舶、雇佣水手、保镖的只有富家大姓，这是海外贸易中的大商人。个别的小商人和做发财梦的无业游民，却只能望洋兴叹。
赵与芮提出的方案是由政府建立远洋船队，配备护舰军队，保住航路安全，而将船舱以“分占贮货”的方式出租给普通商人，一人得数尺见方的面积，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这相当于后世船务公司的体系。
若能成功，不但增加市舶司收入，还多了一块船租的收入，这样官府同样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直接获取利润。
这种类似现代的船务公司不会由官府直接经营，自然还是交给民间，官府抽取股份红利即可，这样把远洋贸易的市场蛋糕做大，根本算不上与民争利。至于管理经验，山东忠义军这种模式已经运行多年，成果显著，可以入股，至于启动资金，那么多远洋贸易的大海商均可参与。
政府这是拿资源换投资，明眼商人怎么会看不明白。消息公布出去才几日，在远洋贸易中有话语权、机构设制在泉州的大宋南外宗正司的一众宗室首先要求投钱入股，接着福州的西外宗正司宗室，接着是大量的海商、番商都参与了进来。
赵与芮对此充满信心，几年内，他预计远洋贸易加上市舶司能翻两番，给政府提供千万贯以上的收入。
转眼到了年底，对于亲政近半年的赵与芮来说，过得充实忙碌，几项推行的政策，大多还是取得不少成果。只有腊月闽中又传来消息，朝廷派出的禁军剿匪不力，在山中被匪兵伏击，损兵折将，匪军乘机攻破沙县，又转而攻打邵武军，福州知州王居安再次向朝庭请求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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