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珽的《亡齐论》，总共分为七篇，每一篇都从一个角度阐述北齐所存在的弊病，文章结构严谨典范，内容也是详实丰富。
在这开卷首篇当中，便是天命不具，祖珽用谶纬命数、天文地理等一系列的观点，论证了一下天命在西而不在东，其中自然不乏一些穿凿附会的封建迷信理论，但也体现出祖珽之博学广识，起码陈元康家里偷的几千卷书不是白偷的。
第二篇也是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篇章，便是主昏臣佞，列举种种高欢父子识人不明、用政昏乱的事迹，以及群下阿谀逢迎、无才无德的劣行，将东魏北齐的人事贬低得一无是处。高澄与崔季舒等人事迹，便书写于这一篇当中。
第三篇为兵骄将堕，第四篇远贤拒才，第五篇侫佛伤物，第六篇屡兴边衅，第七篇刑役泛滥，七个篇章逐一罗列，算是从方方面面将北齐所存在的弊病都批判了一番。
祖珽固然是小人一个，但是在总结北齐弊病的时候攻击力还是不小，所以才能受到至尊赏识，愿意忽略其人的品行而加以任用。
这些河北贡士们不满于祖珽出任贡试考官，可是当祖珽的《亡齐论》被分发下来，他们各自阅读一番之后，各自神情也都变得凝重起来。
这篇文章无论是理据还是文辞都属上乘，起码在场这些人都不敢放眼能够立即写出一篇方方面面都有胜出的文章出来，因此各自也都收起了轻视之心。
接下来，崔瞻才又继续说道：“至尊所以传告诸州入贡才士，也是遵循的野无遗贤、天下大治的伟愿。诸位既然能得乡人荐举，必然也是名动地表、浮尘难掩的珠玉之才。今朝廷所以设考，也非强以升斗之器衡量丰沛才力，而是希望能够毕见诸位才情意趣，如此才可分别取授，以期人事契合、相得益彰。
卢中书、祖祀部并非俱以才长而居上，皆因得遇于事，遂得入此相助诸位声闻天阙、才达天听。诸位若因此喉舌欠巧、于事未能尽用，亦可诉于有司。除此之外，不必更作别思，唯将各自瑰丽才器尽露即可！”
听到崔瞻这么说，众人各自也都面露讪讪之态，收起了心里那点文人相轻的小心思，各自调整心态，开始认真准备之后的贡试。
一个政权的灭亡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很难通过只言片语去讲论清楚，祖珽本身才学不俗，加上阅历丰富，所以才能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论述和提纲挈领的总结。
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未必就是因为他们才学就逊于祖珽，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本身就欠缺足够的认知。就比如高澄遇刺那样的高层机密事件，祖珽乃是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但其他人甚至就连高澄的儿子都是要事后等通知，讲到北齐高层人事所存在的弊病，更是无从讲起。
很多事情，本身并不能深入的了解，但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却又避不开，那就只能将之进行标签化，然后再措辞激烈的进行褒扬或诋毁，用一种比较狂热的态度去代替对事情本身的考证。他都已经这么急了，事情必然是真的，这是很多看客比较普遍的心理。
祖珽固然可以凭着自身的经历见闻去从容议论臧否北齐上层人事弊病，但其他沉沦下僚或者干脆隐居不仕之人却没有这样的便利。
而今祖珽一篇范文摆在面前，并且已经着重点明了主昏臣佞是齐氏大弊，众人除非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观点，否则也就只能在祖珽文章的窠臼中进行论述。但是在论据本身未足充分的情况下，想要在祖珽文章基础上有所超越，那就只能用更加激烈和极端的态度与措辞。
在这种思路之下，一众河北时流的相关文章也都陆续出炉。河北向来才流济济，经史文学俱有可观，关中政权在南下攻灭江陵之前远难与之相提并论。而今当一众才士都围绕着一个命题进行探讨撰文的时候，一时间也都名篇频出。
诸如同样才名极盛的李德林便专门着文写了一番北齐的吏治与酷吏问题，以崔暹为代表的东魏北齐酷吏们自诩清正、执法严猛，实则本身却并不能左右上意、裁断公允，于是每有察治鲜卑勋贵时，众勋贵往往得到宽纵豁免，察治汉臣的时候则就吹毛求疵，使人战战兢兢，为求自保不得不趋炎附势。
这篇文章说的多多少少有欠公允，东魏北齐任用酷吏以制裁朝士，主要原因自然还在于高欢父子们的双标。李德林此文却将责任归咎于崔暹等执法官，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左右上意那就不该那样执法严猛，从而沦为打压异己的工具。
但这一番看法却获得了高仲密和司马消难的认同支持，要不就说这两人可谓难兄难弟，高仲密西投便有很大原因是与崔暹之间的矛盾而遭到崔暹的针对，司马消难同样也是遭受时任御史中丞的毕义云所逼辱威吓，所以最终才决定西投。
归根到底，还是东魏北齐的监察权任性滥用，故而对于吏治的纠正改善效果不佳，但是对于排除异己却效果出众，东西之间几次大事件都是由此所引发。
“崔暹确是河北大佞，若非此徒不能审时度势，将我逼逐他方，若使我仍留于河北，晋阳一众悍将安敢肆意凌辱我河北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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