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那一场战事不只给两国的对峙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给北齐内部的局势同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是北齐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本北齐的都城乃是邺城，朝廷与诸司百官也都集中在邺都。可是随着西魏向河北方面的挺进，尽管邺都仍然保留着作为都城的名义，但其执政的职能却越来越弱了。
齐主高演常年坐镇于晋阳，因此百官也多随驾前往晋阳，并州尚书省进一步扩大，取代了大部分邺都尚书省的职能。
如今邺都这里，主要是由长广王高湛留守，行政职权被大幅度削减，主要负责保证邺南防线上的将士所需后勤。
如此一来，即便是魏军突破了邺南的防线而攻打到邺都附近，也能将损失与伤害降低下来，不至于让朝政人事直接瘫痪。
但是北齐内部这种两都格局之所以形成，也自有其原因。随着邺都不再作为北齐的行政中心，这直接就造成了关东世族们的失势。
过往关东世族虽然也比较势弱，但是在邺都朝堂上还能维持与晋阳勋贵分庭抗礼的局面，在朝政大事上的话语权有时候甚至还要压过了晋阳勋贵。
可是现在朝廷百司转移到了晋阳，晋阳勋贵们的老巢所在，关东世族们在朝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自然锐减，存在感越发的薄弱，已经很难再参与到政务决策的讨论当中，仅仅只保留下来了一部分执行政令的职能。
与此相反的就是大量的晋阳勋贵进入了朝堂中，担任各种朝职，对朝情局势的影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齐主高演本来就是在这些勋贵们的支持下而登上帝位，之后又迫于西魏所带来的压力而长居晋阳，其朝堂中充斥大量武人。
但是这些武人们却并不具备处理朝政该有的各种素质，有的人连字都认不全，更不要说处理各种复杂的案牍公文。而且他们也欠缺各种行政经验，对于决策性的事情乏甚视野格局，执行方面也处理的乱七八糟。
还有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这些晋阳勋贵们大多品性不高，贪污渎职等事层出不穷、屡禁不止。齐主高演几次想要整顿吏治，结果都因为阻力太大而不了了之。
唯一比较值得庆幸的是，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里一直风调雨顺、连年大稔，自天保末年各种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粮荒与物资短缺等情况得到了极大的好转。
而且高演固然威望不及其兄高洋，但性情和手段上较之高洋的极端残暴又有所收敛，因此局势倒也还算稳定，没有什么大的纷乱发生。一些地方的确是存在着失治等种种问题，但是整体上还可维持。
政治方面虽然人治混乱、靠天吃饭，但北齐在军事上的举措和行动则就比较积极。河北方面新建的邺南防线虽然还没有经受过大战的考验，但也算是将西魏的威胁拦阻在外，确保了河北地区的稳定。
除了邺南防线之外，北齐还先后在介休、乌苏与荥阳等诸地修筑城池要塞，使得北齐边防又重新建立起来，预防西魏再一次的大举侵入。
在对外方面，西魏与北齐上一次达成和谈之后，倒也并没有再启战端，仅仅只是在一些具有争议的地区发生了一些小范围的摩擦，而且大多是依附于双方的地方豪强武装产生的纠纷争斗，但是双方政权本身都保持着克制的态度，无意扩大战事。
但是这种和平的局面也都只是暂时的，双方各自都仍在积极备战着。且不说西魏方面过去这两年多各种军事上的举措，单单北齐这里，每年也都不断的有人进奏朝廷提出要针对西魏展开报复的军事行动，各种作战计划都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甚至有一些已经开始前期工作的准备。
对于当下的北齐而言，想要一举覆灭西魏这个宿敌已经变得有些不现实了，而收复天保末年的失土则是君臣都一致期待着的目标。
过去这几年，双方最接近重新开战边缘的便是去年的初冬，西魏的夏州人马突然跨过黄河，出现在了武川白道附近。
当时坐镇北山长城的斛律光便打算出击这一支人马，顺势进攻西魏的夏州、陕北等地，并且联络突厥一同出兵，由突厥吞没阴山河套地带，摧毁西魏在关中北面的防线。
高演对此是颇为意动的，他做梦都想扭转当下这种战略被动的局面，以报旧年被逼签下近乎城下之盟的耻辱。
只是群臣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毕竟西魏在南面所拥有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能快速的摧毁其北面防线、迫其人马回援，那么接下来就会遭受到西魏疯狂的报复，整个河北只怕都将岌岌可危。
尽管如今的河北在北齐的战略布局中已经不如之前那样重要，但毕竟也是如今获取物资补给的重要地区，一旦河北被搅乱，晋阳局面也将变得大大不安。
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与突厥的联络上又发生了阻滞。
尽管过去几年高演非常重视与突厥之间的往来互动，为此甚至不惜封突厥乌尊可汗之女为皇后，每年更使派使团运送重货前往漠北贿结突厥。
可是当讲到这种实际的军事合作时，乌尊可汗仍是不肯干脆应声，哪怕西魏近年来对于突厥多有制裁的手段，乌尊可汗仍然不肯答应一起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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